上半年我国GDP规模突破66万亿元，同比增长5.3%天天盈，为全年5%左右的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面对美国加征高额关税的不利影响，二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5.2%，维持平稳增长。其中，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长7.2%，较一季度有所回升，出口维持相当韧性；二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有所回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不过，二季度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房地产投资降幅继续扩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要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释放政策效应。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状况？如何展望下半年经济形势？如何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下半年是否有必要推出增量政策？要如何加力促消费？如何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如何有效推进“反内卷”的工作？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下半年需重点关注投资
《21世纪》：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5.3%，其中一季度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运行状况？
刘元春：得益于超预期的出口和一揽子增量政策带来的消费反弹，中国经济上半年维持5.3%的增速，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劲和弹性。
在肯定上半年经济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结构性变化。当前，供给端增长要好于需求端，制造业韧劲好于服务业，中央投资好于地方投资，大中型企业运行状况好于中小企业。更重要的是，6月份的一些数据变化，包括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市场出现波动等，暗示了下半年经济运行的新逻辑。
《21世纪》：如何展望下半年经济形势？出口、投资、消费预计会有怎样的表现？
刘元春：下半年出口依然面临一定压力。面对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价同比增长5.9%，表现好于预期。虽然这里面有部分“抢出口”的因素，但本质上是中国从传统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创新型、规模型发展方式转型的结果，是中国产品竞争力发生质的提升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自2016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中国的外贸整体维持相当韧性，出口表现好于预期。
尽管下半年中美间经贸谈判具有不确定性，出口部门会面临一定冲击，但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仍在，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扰动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目前来看，美国的关税大棒只是政策的一部分，还有对美开放、对美投资、关键商品供给等综合考虑，因此美国加征关税水平可能不会特别高。
下半年需要重点关注投资，一方面投资收益下降带来投资增速回落，另一方面反“内卷”短期也会影响相关投资参数，因此稳投资政策还需进一步加力。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利润率等指标，相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回落，显示投资收益在走低。从上半年投资数据来看，不仅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增速相较一季度有所回落，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一季度也在回落，民间投资转为负增长，投资需要政策加以支持。
下半年消费有望维持平稳增长。促消费是战略目标，并不局限于3000亿元短期刺激政策。下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资金还有1380亿元，这仍会对重点商品消费起到带动作用。另外，生育补贴的出台、养老金的提升，以及后续可能出台的一系列惠民生举措，这些通过完善社保体系、提升居民收入，进而推动消费的回升。中期而言，还在通过解决消费供给瓶颈天天盈，来释放相关消费潜力。提振消费是我国的长期战略，可以预判“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规模和结构会进一步改善优化。
综合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4.6%~4.9%的水平，会视实际情况推出增量政策。在上半年经济增长5.3%的基础上，全年能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准财政工具将加力稳增长
《21世纪》：要如何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如何提升微观主体的获得感？
刘元春：当前物价低迷的状况需要重点关注，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反映，也导致了投资收益的持续下降。
要推动物价回升，宏观层面要落实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年来，我国赤字率在不断提高，但是经营主体能感受到的核心指标是广义财政支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核心在于广义财政支出方面要保持增长，意味着政府真金白银投入在持续增长。前些年，由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缩水，广义财政支出强度受到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政府性基金支出合并而成的广义财政支出，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9%，这个关键参数是近年来最好的表现。今年上半年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广义财政支出维持相当的强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则不能简单地用名义利率水平，或者M2的增速来衡量，还需要看企业承担的实际利率水平。当前，PPI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企业的实际利率水平并不低。因此，下半年仍然要盯住这些核心参数，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好落地，让微观主体有更多获得感，进而推动市场预期的改善。
要推动物价回升，还要在微观层面采取措施，很重要的就是整治“内卷式”竞争。通过反“内卷”这样的微观治理，改变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的局面，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进而改善企业利润、提升投资收益。反“内卷”政策的短期和中期效应不同。短期来看，随着部分落后产能的退出，局部投资可能有所下降，短期会有一定收缩效应。中期来看，随着价格回归常态，投资收益逐渐回升，会推动进入新的投资周期，中期会带来扩张效应。因此，为了平抑这些短期的收缩效应，下半年在一些公共投资领域可以适当加大力度。
《21世纪》：下半年广义财政支出要维持相当强度，是否需要财政政策出台增量政策？要推动企业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是否意味着下半年要降息？
刘元春：考虑到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波动，下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下半年，对于既定的积极财政政策安排要继续推进，要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另外，下半年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会加快推出，在准财政政策方面会加大力度。
下半年有降息的必要。通过降息，来降低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这点很重要。下半年美联储也在谋划降息，“大而美”法案的出台为财政支出做好准备，下调利率水平有助于缓解财政压力。
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
《21世纪》：7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系统清理制约居民消费的不合理限制，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多元化供给，扩大新质生产力、新兴服务业等领域投资，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下半年促消费方面还能在哪些方面发力？
刘元春：今年全年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3000亿元的刺激政策相较5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盘子而言是比较小的。如果加上服务消费，我国消费大盘子的规模大概在80万亿元左右。因此，3000亿元“国补”资金，只是提振消费的政策之一。
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实已经表明提振消费是一揽子的行动方案。除了短期消费刺激，还要减少对消费的限制，包括逐步取消房地产的限贷限购，还有汽车等领域的消费限制。此外，要着重破解消费的供给瓶颈，包括教育、医疗、文旅等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消费、新场景，比如文化精神层面的消费、年轻人的二次元消费等，可以进一步放松管制、扩大供给。
扩消费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背后蕴含着大量基础制度改革，涉及大量利益调整，不是单靠短期刺激就能达到的。以中国为例，中国的高投资跟高储蓄率密切相关，背后对应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后续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国企或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财政开支更多转向民生领域等逐步实现。因此，扩消费急不来，必须是长期战略。
《21世纪》：二季度以来，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降幅有所扩大，房地产投资降幅也在扩大。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后续要如何进一步稳楼市？
刘元春：下半年要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随着新的偿债高峰到来，房地产开发商可能通过“以价换量”、资产重组等方式，来维持流动性的平衡，房地产领域相关参数依然面临下行压力。
首先要处理好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进一步鼓励企业进行债务处置。政策层面可以推动“白名单”制度的进一步扩容，加大对房企的融资支持力度，还可以鼓励债转股、鼓励资产处置等，加快房企流动性回补。另外，要加大收储力度，帮助房地产开发商更好地消化库存，加快资金回笼。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预计下半年会有相关政策陆续推出，一方面帮助房地产去库存，改善开发商流动性，缓解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培育新需求，包括棚户区改造、城市更新等，部分地方可以通过给予一定补贴，来推动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下半年加快推出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会加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更新、房地产收储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反“内卷”要恢复市场调节能力
《21世纪》：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对于光伏、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市场充分竞争的领域，要如何有效推进反“内卷”的工作？
刘元春：这其实涉及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中国这些领域没有出现垄断，但是已经出现低价无序竞争的现象。从欧美公平竞争法案实践来看，一方面要规范企业定价行为，不能低于成本价进行销售，另一方面对产量有一定限制。
价格是其中的核心指标。充分的市场竞争，是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这个降价是合理的。但是，市场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压价行为，包括恶意压减工人工资、不合理压缩供应商原料成本等。因此，对于市场定价行为，需要有一定规范。
另外，当前反“内卷”工作应该注重恢复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市场本身有促进良性竞争、优胜劣汰的能力。面对当前结构性过剩的现象天天盈，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压减产线，还应重点推动市场功能建设。要实现市场功能再造，需要有一些行为准则，要推动法治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减少地方政府、资本市场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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